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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丽蓉自传

作者:创始人 日期:2022-02-22 人气:1339
【苏言道】简忆我的艺术生涯赵丽蓉 这是根据1989年11月20日赵丽蓉应家乡宝坻县政协邀请,回宝坻时的讲话录音整理的。宝坻县政协领导约我写点东西,让我跟家乡的亲人们谈几句话,我很高兴。我这辈子就一个大缺点——不识字,写不好。咋办呢?克服缺点呗,我哪,就把大半辈子从事艺术活动的情况,简要地向父老兄弟们汇报汇报。出身我今年61岁,属大龙的(1928年)出生在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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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忆我的艺术生涯

赵丽蓉

 

这是根据1989年11月20日赵丽蓉应家乡宝坻县政协邀请,回宝坻时的讲话录音整理的。

宝坻县政协领导约我写点东西,让我跟家乡的亲人们谈几句话,我很高兴。我这辈子就一个大缺点——不识字,写不好。咋办呢?克服缺点呗,我哪,就把大半辈子从事艺术活动的情况,简要地向父老兄弟们汇报汇报。

出身

我今年61岁,属大龙的(1928年)出生在沈阳。我爸爸、妈妈都是宝坻县人,爸爸叫赵秉忠,老家是宝坻县西庄村(现属黑狼口乡)。爸爸出身很苦,给人家当雇工。我爷爷饿死在荒土岗上。后来,我爸爸下了关东,到东北沈阳耍手艺,给人家剃头。混得不错,就把我妈接出去了。我们姐弟八个都是在东北出生的,哥俩,姐六个。我是最小一个,大排老八,小排老六。过去最末一个都喜欢生小子,结果又是一个丫头,我爸有些反俗,他说生个老丫头更好,你们不喜欢我喜欢,给我起了个乳名叫老爱。

 

走上艺术道路

 

我家里人口多,买卖也不好,净指剃头很难维持生活了。因我爸爸手艺好,被一个叫芙蓉花的评剧演员请了去,专门给她剃头。

芙蓉花是东北有名的演员,她演的《小老妈进京》在东北红得不得了。戏里的小老妈需要梳两个头。前边一个小老妈,后边进京时还得改装,再梳一个。要请名师梳这个头,请到了我爸爸给她容装。

我爸长给芙蓉花容装,慢慢地熟了。她就喜欢上我爸,我爸也挺喜欢芙蓉花的。芙蓉花就兄妹俩,她的哥哥叫王顺堂。我爸一看,这小伙子不错,就把我的大姐给了他。这么着。芙蓉花就是我的亲家姐姐,从此我们全家经常接触艺人亲戚,一家人都走上了文艺的道路。

从我的大姐嫁给芙蓉花的哥哥以后,我的二姐、三姐、四姐和我的二哥都学了戏。等我懂事的时候,哥哥、姐姐已经都唱红了。我的二哥赵连喜,后来在《杨三姐告状》里演高拐子,在《刘巧儿》里演巧儿的爸爸刘彦贵。他演的角色现在还留在人们的心目中。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人抱上台。老戏里不是有彩娃子吗,过去叫大师哥,后来叫彩娃子,凡有这类的戏,都把我抱出去。那时有的小孩一见观众就哭,可我不知道害怕,上台见观众就乐,观众也乐,我也乐,从来没有哭过。我长大了点,大概四、五岁吧,叫我演了个角,《败子回头》里有许多妓女,里里外外的迎客。给我扮一个白毛老太太,是一个混了多年的老妓女。我当时不过四五岁,才这么高,又扮一个白毛老太太出门接客,到场门那里还得出点戏,冲着客人“调棒”,一“调棒”就满堂喝彩。这么一点的小孩,就能适应舞台这些事。从此,凡是有小孩的活,就是我的。原先的《杨三姐告状》里边有个讨账婆,老高家开的“双胜合”原来是两家开的,后来变为高家一家了,原先的东家老婆领着两个孩子找高家讨账。其中的一个孩子都是我演。

 

回到家乡宝坻

 

八岁那年,我妈想得周到,觉得当时的日子可以过了,闺女、儿子都学唱戏了,手里有点积蓄,想到要有个安定的地方,叫孩子们念书。我花姐(芙蓉花)资助给我们一部分钱,在老家(宝坻县黑狼口西庄)置了一所大宅院。当时,在我们西庄也算轰动一时,都说要饭走的老赵家发财还家了。那年,我跟爸妈一起回来了。

那个时候(1936年左右),西庄小学是宝坻县农村少有的一所洋学堂。我的老师现在还活着,上次(1985年)我回西庄老家的时候,还见到了他。

刚从东北回来,就把我和我哥安进学堂上学。回来的时候,我和我哥都在戏班练着功,心里浮着,把我们圈在屋里,往那一坐,哪行啊,学不进去。老师让我们念书,写大字。我哥说:“不行,还是让我给你们翻几个”小翻“吧。”他一给大家翻,大家不住地喝彩:“太棒了”。我哪,念书写字也不行。我说我会唱,给你们唱吧!我在东北时,那里有个唱得挺红的叫高百岁,是麒麟童(京剧名演员周信芳)的大弟子。我看过他的戏,能把他的《跑城》连词带动作都记下来,我就给他们唱。就是上学不入门,认字认不了。老先生找到我妈说,你的闺女和小子上不了学,他们不务这个,他俩课堂上坐不住,一个跳,一个唱,别的学生也学不好。西庄学堂是首办的,你的孩子上不好,别把我们学堂给搅了。

 

干姐妹老八

 

这个时候,我交了一个好朋友,是李尔泽的闺女。李尔泽是“李半朝”的同族,家里阔急了。他有两个闺女,一个老八,一个老九。我跟老八拜了干姐妹。她们家待我很热情,招待很好。当时,我没觉到怎么样,把这事告诉我妈。我妈一听惊呆了,咳哎!咋跟她磕头呀?那是宝坻县的头等大户,跟人家攀亲,咱们怎么办呀!后来,我妈备了一份重礼,借了一辆小轿子车(没有小轿子车,进人家的门是不行的),弄得花枝招展的去拜亲家。人家一看赵奶奶来啦,应届得挺红火。我妈进了人家的屋,他们让我妈抽大烟,我妈说不会。他们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李半朝”的传说,领着我妈看他们家的圣旨、皇上赐的黄马褂。从此,李、赵两家就算攀上亲了。我妈每次从外边回来就给他们送上厚礼。

我跟老八挺要好。我记得在家里过了一个大秋。秋后时我看她家有片枣林,这些枣树结了大大的铃枣,漂亮极了。我和老八俩人到枣林里吃过枣,特别甜,好吃。

 在上海

 

我在老家呆一年多,接到上海我大姐的信,说我大姐要生孩子。上海没有小米和红糖,让我妈去上海多带小米和红糖。我妈带着我和我哥到了上海。刚到上海,正赶上闹事变,那时候我九岁。

到上海,就更开眼界了。哎呀,这么大的上海,花花世界呀!啥都是洋的,记得那阵做饭用的锅是铝的就是日本货。市面上乱的很。天天有“号外”都是说日本要侵占中国之类的事。

这时,我花姐在上海文艺界唱得很红。我们到上海后,就转游起来。在上海、汉口、南京几个城市转。在这带一两个月,又到那个码头唱一个时期。

在上海时,芙蓉花带的班社叫“复盛剧社”。原先评戏组班时就有两班:一叫头班,一叫二班。成兆才那个叫头班。原先花姐也在头班,后来就分出来,又成立一个班叫二班。二班有许多原来头班的名人,如王万泉、花小鲜、李小霞、李忆芬等。

当时老白玉霜也在上海,与我们打擂台。她属新鑫公司,我们是永安公司。

那阵的公司很大。一个公司包括很多演出剧场,那阵叫“园子”,有京剧、评剧、越剧、昆曲、电影什么的。买票进公司,想看什么再买票进“园子”。我在那些公司里,随便逛。因为是小孩,没人注意。那时候,我看了好多东西,那电影,有无声的,有声的。记得那阵蝴蝶、阮玲玉正红。我虽小,但已经知道了文艺界许多事情。

这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文明戏。上海的文明戏最讲究,唱的是京剧,大都是清朝事,故事引人,演技也好。

在上海的时候,不但看了好多东西,我还跟着花姐演戏。记得每年七月七,团里都演《牛郎织女》,过天桥,一边一个小孩,我去这个男孩,那边小女孩是我的外甥女。

我花姐演了一个《大刺山》,说的是姐妹几个去逛大刺山,烧香还愿。戏没有什么内容,但里边有个“闪像”,很精彩。只有复盛剧社有这个活儿。当中一个大金佛,旁边小神、小佛,幕一拉,跟真的一样。观众一见,都惊呆了,大佛小佛身披亮片的服装,闪金闪银的。每到年关,都演这个戏。烧香拜佛嘛,大吉大利。我就在里边演那个最小的小神童,化上妆,站在那儿手捧莲花,好神气哩。戏演得好,还得二毛钱的彩钱。

上海要打仗,我们就往北转。先到了张家口。这时。复盛剧社在上海走了很多人,有留在上海做买卖的,有怕日本人到云南的。在张家口演戏,第一炮就打响了。演了些日子,又听说北京要不通车了,我们又回到北京。

学戏生涯

提起学戏,那是很苦的。早晨起来练功,喊嗓子。哪儿冷,哪儿有冰窟窿就去哪。比如北京窖台,城墙很高,早起就到那儿,对着城墙喊。最好找个有水坑的地方,说是嗓子可以练出来水音儿。喊完了,一大堆小姐妹坐在一起,旁边有琴师、鼓师给拍着板,拍板教唱。最初不上弦,前边大师姐上弦调唱,我们小姐妹在旁边听着。给他们说戏,我们互相看着。那个时候学唱,一般都是老调。调儿好学,那韵味不好找,咱家乡宝坻县有个好处,就是评戏韵味足,不管大段小段,把小唱本拿起来就会唱。我在家的时候,常有敲小镗锣的算命先生,我妈就把他请进来,给我们算命卜卦。属什么、多大岁数,把你一生的情况都唱着说。自己用弦子弹着唱。哎呀,那味真叫浓,好听极了。我学的时候,也不费劲,就能掌握那种韵味。我的嗓音并不好,但适应性强。多高的弦也能上去,多矮的弦也能下得来。小时候,师傅就说我是块“料”,我也不懂,听口气是在夸我。同样一段唱,腔调一个样,我一唱,味道就不同。一直到现在,我也老了,上下够不着,可人们说我唱出了自己的风格、自己的特点。我就觉得应该感谢家乡宝坻县。

我开始学的戏叫《十三姐进城》,后接演《回杯记》。我的开门炮就是《十三姐进城》。这个戏有唱功,还有身段。王春秀要私访二妹,扮个叫花子进步了城,十三姐将他带进城这么一段戏。后来就一出出学了,什么《二美夺夫》、《美丰楼》,再有就是大戏《打狗劝夫》等。

走南闯北

以后,评戏的剧目少起来,业务也有点衰了,让京剧顶了。复盛剧社不排新戏不成。当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毛世来,演的戏是《武松与潘金莲》。那是不叫这个名字,反正就是这个戏,被我们移植过来。复盛剧社又移植了文明戏《锔碗钉》、小翠花的《马思远》,又排了一些新戏,像《海棠红》等。移植各姊妹剧种,丰富了复盛剧社,演员们受到锻炼。我那,广泛接触不同剧种,受到锻炼。这样,我又跟着花姐走南闯北。去西北包头、绥远、大同,到东北哈尔滨、沈阳、安东。当时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走到哪都担心害怕。东北已经是日本占领区了。老百姓苦的不得了。我们住的楼房隔板是木板的,这屋说话那屋都听得见。吃大米得偷着吃,中国人不准吃大米,因为是亡国奴。街面上卖的都是高粱米,路边道旁那叫脏啊,人们主治咋活过来的。那阵日本人给你打针,走着走着就碰上日本兵,把那十字袖章一戴,你跑也不行,绕道也不行,就得给你打针。那阵子东北缺白布,关里运不过去,都卡在车站上。那车站堆的布像小山似的。有一次我们到了山海关,车停了,叫我们下车。虽说是夏天,在关外,又是夜里三点多钟,把我们冻得直哆嗦。日本兵搜查的时候,连踢带打,排队一个耳光搜。当亡国奴真不是滋味呀!

创作经验

我演的阮妈和杨母这两个人物,观众都很喜爱,常问我怎么演得那么好。我说,我自己并不怎么样,就是我看的名人多了。我看到的名人演出,现在的中青年人都没看到。演戏的根蔓很主要。《杨三姐告状》离得杨母,我看过高人演出,此人名叫张久凤,演得真好,绝了。他是最早演杨三姐的妈的。这个人是我三姐、四姐的师傅,我也管他叫师傅。这是一方面,再有就得感谢家乡啦。小时候我记得,在我们屋里的炕头上,坐着好多老婆、老奶的。她们烤着火盆、嗑着瓜子,有的叼着烟袋,有的乐的眯着眼。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幅画,我一合眼,就有她们的形象。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眼前。另外,艺术上我敢闯。如《杨三姐告状》这出戏,杨三姐一提出要告高占英,吓得杨三姐的妈由炕上一屁股掉地下。当然,这要有一个好功夫、好根底。以前演就没有这个动作,经我一闯,丰富了杨母的演技,突出了人物性格。

总之,要谈艺术成就,我就是敢想、敢闯,勤学多看,吸收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我在艺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人和。人和是我艺术成就的关键。大家知道,我是演配角的,配角也有主角,也就是配角的主角。自我评价,我是配角中的主角。配角在一出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如《花为媒》,没有一个好阮妈,张五可演得再好,这出戏也不能算好戏,拿不住观众。

拍电影趣事

   我们在舞台上演惯戏的演员,拍电影实在不容易。在舞台上,演员随着锣鼓点动,拍电影就不行了,没有锣鼓点,还得有锣鼓点的表情。表情和舞台表情也不一样,一般的动作要小,一大,放出来就不好看了。戏曲演员,在舞台上指人,用两个手指头,拍电影就不能指,就得把这个动作取消,否则,银幕上就是两个大指头。拍《花为媒》时,王俊卿的爸爸有一段和阮妈对白:“阮妈,。。。。。。”这时用二指一指,导演讲停机,重来。第二次他还是指,又停机。他向大家(拍戏的工作人员)作揖道歉。第三次开拍时,他忘了台词,大声地说:“我不指了。”使人苦笑不得。

   拍电影时,有一个前七秒、后七秒,就是开机前后的前七秒白拍,一场戏拍完的后七秒也是白拍,便于剪接。有一次,一场戏拍完了,已过了七秒,导演仍不喊停机,一个动作做了一遍又一遍仍不停机,怎么办?机不停就得做。我一边做一边说:“我的老天爷呀,可叫我咋办呀!”引得大家都笑了。

   拍电影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度,各场戏不是挨着拍,有时前后颠倒。演员演戏,是挨着演,情绪一浪高一浪。拍电影一颠倒,导演要的情绪我还没上来,有时我的情绪刚上来就停机,所以拍电影非常辛苦,一场戏一个镜头往往要拍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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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忆我的艺术生涯赵丽蓉 这是根据1989年11月20日赵丽蓉应家乡宝坻县政协邀请,回宝坻时的讲话录音整理的。宝坻县政协领导约我写点东西,让我跟家乡的亲人们谈几句话,我很高兴。我这辈子就一个大缺点——不识字,写不好。咋办呢?克服缺点呗,我哪,就把大半辈子从事艺术活动的情况,简要地向父老兄弟们汇报汇报。出身我今年61岁,属大龙的(1928年)出生在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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