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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商人研究浅议

作者:创始人 日期:2023-01-10 人气:77

明清及民国时期,平阳商人成为一支晋商劲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临汾亢家曾被称为清代全国首富。与晋中商人及山西票号研究资料相比,平阳商人研究资料也有一定存量,但处于散落状态。现存的平阳商人研究资料以碑刻、书信、账簿、契约、合同、汇票、行商指南、杂抄、名帖、诉状等实物资料最有代表性。从现存的平阳商人资料可见,襄陵、太平商人多在西北五省从事杂货营销,曲沃烟商开通了一条中俄“烟叶之路”、翼城布商经营京师、洪洞盐商运销山东。在历史上,平阳商帮确实存在,大批平阳商人曾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商贸经营活动。

关键词:晋商 平阳商人 西北五省 商帮 “一带一路”

作者简介:仝建平,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宋元文献、山西地方史;山西,临汾,041004。

晋商是明清时期杰出的地域性商帮,与陕西商人合称西商,与徽商齐名,并称为一北一南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帮。明清五百年间,晋商经营国内外贸易,尤其是明代晋商盐粮交易入中实边巩固国防,清代晋中商人创办票号汇通天下、开通“万里茶道”从事洲际贸易,涌现出不少富商家族,留下了多处闻名全国的晋商古宅大院、商业会馆,成为山西商人影响至今的珍贵遗产。晋商历史及其文化精神是山西民众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以往的晋商研究中,晋中一带平遥、祁县、太谷商人及票号研究积累了大批成果,但晋中以外的晋南、晋东南、晋北商人研究较为薄弱。然而真实的历史却是有明一代,晋南、晋东南商人业绩突出,盐粮、潞绸、铁货行销全国,晋中商人兴起最早始于明末,到了清代才大规模崛起凸显。明代嘉靖、万历间学者王士性《广志绎》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1 和他同时期的官员沈思孝所撰《晋录》也持同样说法。雍正年间《长芦盐法志》卷二“沿革”条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足见明朝时平阳商人、富商已经形成一定规模。清代,平阳商人实力依然雄厚,(平阳)府里亢家跻身公认的全国首富行列。清末民初徐珂《清裨类钞·农商类》之“山西多富商”条记载“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清末宣统二年(1910)译成中文的《中国经济全书》(原由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而成)称“康(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近人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卷三“富室”称:“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时至今日,如果说晋中商人是晋商的杰出代表,大概是没问题的;但曾有学者所谓“晋中是晋商的发源地”,“晋商即晋中商人”,显然就不符合历史实际了。于是乎也有学者主张,为了避免理解歧义,干脆称晋商为山西商人。

明朝,平阳府大致包括今临汾、运城两市,直至雍正六年(1728)蒲州升级设府。因此,明代的平阳商人包括今临汾、运城地域;而清代康熙以后的平阳商人多指今临汾市域,运城市域的商人可以称之为蒲州商人。今临汾、运城两个区域由于地理、历史的原因,经常被视作晋南一个整体,因此称呼这两个地区历史上的商人为晋南商人最为妥当。现如今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有人称历史上的临汾商人为平阳商人、运城商人为河东商人,以加区分。今运城市域的晋商以蒲州、绛州、解州最为有名,而临汾市域的商人以太平、襄陵、曲沃、翼城、临汾、洪洞较为集中且有名。近30多年来,晋商资料收集、晋商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山西票号及晋中商人。泽潞商人研究成果不多,而平阳商人研究尚未深入开展。比如研究晚近以来经济史者大多知道,在明清时代的北京,平阳商人开设的会馆数量多且较为有名,清代最为知名的富商临汾亢家,而关于平阳商人经营的具体情况,大多语焉不详。这种现状不利于晋商研究的区域深耕和整体提升,造成了近现代商业史研究的一处薄弱。

关于包括平阳商人在内的晋南商人,山西省内外的研究者均认为崛起于明代,发迹历史早于晋中商人,但多持因研究资料缺乏历史情况不明的态度。究竟现存平阳商人研究资料是何等规模,明清及民国平阳商人的历史状况如何,本文试图略加探讨。本文所谓的平阳商人仅指今临汾市域商人群体,可以称之为平阳商帮,涉及时段大致包括明清及民国。

一、现存的平阳商人研究资料

对于晋中商人研究资料尚有成批量存世而言,平阳商人研究资料确实处于分散状态,目前就数量而言,是显然比不上晋中商人的,但也绝非少见,背后的原因是迄今尚未进行过专门收集整理和广泛利用,以致散存多地、多人手中。

首先是书面资料,包括方志、谱牒、诗文集、日记。清代到民国临汾各辖县所编县志,尤其是晚清民国的县志,均有或多或少的商人商业资料,包括物产、实业、商务、交通、人物等卷目。如民国《襄陵县新志》卷五《生业略·商》载“境内市面萧条,无大资本家。邑人多服贾于甘肃、宁夏,南京、北京等处次之。前邓庄水烟,畅销关东各属,今已滞塞。惟烧酒一宗,出售蒲、解、绛属,为数颇多,而耗粮亦甚伙也”是证明晚清民国时襄陵商人多在西路甘肃、宁夏一带经商的好材料;方志《列传》中多有商人“服贾”“贸易”的简短记录,尤其“列女”传中屡见夭亡商人妻子在家养育子女、扶助弟妹、赡养公婆的艰辛。新编的县志、乡镇志、村志中,晋商资料不难寻获,尤其是襄汾县出版的30多种村志村史,几乎都有晋商资料,如《古城镇志》《司马村志》《连村纪事》等等,切不可忽视。反映商人家族的谱牒,尚有不少保存,如洪洞马牧许家、洪洞草集刘家、洪洞苏堡刘家、襄汾南高刘家、襄汾丁村丁家、襄汾师庄尉家、翼城北绛孙家、翼城王庄北丁翟家、平水亢家,对商人世系、事迹、家规,多有记述,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这些商人家族后代新编的家谱族谱。内容关涉清代民国商人、商业活动的诗文集、日记及游记,也有一些存世,如今人整理编印出版的《卧虎山人感慨集》《清季洪洞董氏日记六种》等,尚未整理的,也可以检索《山西文献总目提要》。

其次是实物资料,包括碑刻、书信、账簿、契约、合同、汇票、行商指南、杂抄、名帖、诉状。现在临汾市所辖17县区,保存有大量碑刻资料,其中关于商人商业的碑刻(包括拓片),目前已知的约有200通以上,保守估计存世者至少能翻两到三番,包括墓志墓碑、会馆碑、捐资碑、集会碑、禁约碑、桥道交通碑等,时代从明朝中期到民国,临汾地域分布以今襄汾、翼城、曲沃、洪洞、侯马、浮山、尧都区为最多,其中三分之一为商人墓志,碑刻所见商人经营以盐、粮、烟叶、棉布、铁货、杂货为主,商人家族有襄汾县南高刘氏家族、洪洞县马牧许氏家族、洪洞县苏堡刘氏家族。这批碑刻,约有一半在以前的晋商研究中未曾利用过,有较高的利用价值。省内市域外保存的平阳商人捐款碑,涉及内容或多或少,田野调查不难见到。尤其是省外尚存的平阳商人会馆碑,如晋翼会馆、临襄会馆、山陕会馆等等,见证了平阳商人联络乡谊、团结互助、共同致富,彰显了平阳商人的雄厚实力。平阳商人在外经商的书信,现在尚有大批保存,主要集中在多处晋商博物馆、民间收藏者及商人后裔手中,多是在外地经商的平阳商人寄回家乡问候亲人、汇报在外情况,笔者目见以今襄汾、曲沃、翼城、洪洞一带商人为最多,涉及经商地点省外有兰州、白银、武威、宁夏府、西宁、三原、商洛、北京、安阳、洛阳、襄阳、南京、镇江等地,省内有碛口、太原、大同、永和关;行商情况有货物品种、物价行情、买卖收支、土匪打劫、军队抢掠等。账簿,存量尚有很多,或线装或函装,涉及商号、货物品种、收支明细。规程,俗称脚程,属于行商指南,多为经折装,有函套,笔者所见以襄汾商人为最多,如《赴台儿庄商号路程里数折》,记录了从距离太平县永固村四十里的家中出发至台儿庄1,505里,沿途所经各地名称、里程及“打尖”、“宿店”。杂抄,多汇账目、货品、指南、里程、歌谣谚语、应酬尺牍等内容于一体,较为多见。如《生意人苦情歌》所谓“劝世人在家中要寻正干,万不可出门来贸易外边……”之类商人诉苦歌谣;“凡寺庙神佛之傍不可居也,显官财主之侧不可居也……”之类行商指南。名帖,既有商人的,也有商号的。当然,实物资料更要包括尚存数量众多的契约、合同、汇票、股票、照片、商业器物等,笔者目见某收藏者私人收藏的临汾地域商号印章(起首章、押数章、落地章、骑缝章、防伪章)就达千枚以上,“六必居”盛菜的陶瓷罐、竹篓还有不少保存至今。

再次是口述资料,包括尚健在的老年平阳商人及其员工伙计的采访记录,尤其是上述商业人员后代的回忆录,对于丰富平阳商人商业历史也是珍贵资料,不妨从市县区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回忆录》、人物《传》中搜寻。在今天襄汾县一带寻访历史上曾在西北兰州、银川经商的商人后裔,收集他们祖辈的经商故事,几乎可以说俯拾皆是,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值得研究者关注。在尧都区、翼城县收集先辈在北京经商的历史,也是较为容易。明清民国五百多年间,许多平阳商人因经商寓居外地,后代遂落户他乡,最著名的清代临汾亢百万,寓居扬州,建有规模较大的“亢园”,如上引清末宣统二年(1910)《中国经济全书》称“康(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通过访问调查外省外市尤其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新疆五省区的临汾商人后裔及当地文化商业部门收集平阳商人资料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笔者估计西北五省区尤其是甘肃、宁夏、陕西会有一定保存,即使处于散落状态。

此外,尚有外地保存的商业文书,其中多有关涉平阳商人商业。如1994年晋中地区发现的抄本《行商遗要》,是祁县商人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制茶、运茶、销茶的详细实录,同时也是茶庄伙计外出经营茶叶业务时随身携带的行动指南和行为规范守则,记述了清代从祁县总号到湖南安化茶山基地行程3,990里,属于“万里茶道”或曰“茶叶之路”的重要路段,其中所记一段“大西路”从茅津渡上岸经由夏县、曲沃高显镇、临汾、霍州到达祁县,临汾乃此茶路的必经之地,说明临汾地域也参与晋商茶叶运销,属于“万里茶道”的组成部分。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记载“高县镇”曰“镇为曲沃县所辖,直隶省栾城、获鹿所出棉花、布匹,贩运者皆卸集于此,商旅甚多”,可见当时高显镇商贸活动之盛。北京的老字号酱园“六必居”,因经营柴、米、油、盐、酱、醋六种货品而得名,明朝中后期临汾商人赵氏兄弟创办,存续至今,尚保存有一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从临汾征集到的“六必居”商业文书资料。

二、现存资料所见的平阳商人历史状况

翻检分散的平阳商人有关资料,有一些商业现象是清晰可见的。如襄陵、太平两县(1954年合并为今襄汾县),清代民国经商者人数庞大,其中太平县地接绛州,有“绛太帮”之称谓,文书也出现“太平帮布商”落款;清代太平县隶属绛州,“绛太帮”或许与汾河水运、秦晋古商道密切相关。襄陵、太平商人在省外从事商业活动者多在西北诸省,尤其是兰州、银川、西宁一带,大多是中小商人,从事杂货为主的生意,原因在于当时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为滞后,民众消费能力有限,单一货物经营难以维持长久。商号成员都是结伙拉帮的乡人,从学徒到跻身管理层有一套稳定的运行机制,涉及相关术语如东家、保人、相公、师傅、掌柜、人力股。据存世抄本及口述史料,有保人担保始能进店学徒,三年不得回家,在店里干杂务,不发工钱,俗称“熬相公”;三年期满学成才能成为店员,稍机灵的在前柜干活,迎来送往,内向的分配在后柜,交际能力强的在外“跑柜”;为了激发店员的积极性,店员在店数年后可以银两入股或东家给予轻微人力股,年终分红;综合能力强的店员可以逐步晋升为掌柜,有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之分,掌柜或银两入股或有一定份额人力股;店员返乡离店时,掌柜要搜身,回到家乡后,不允许去东家家中。路途遥远,其实好不容易的探亲在家也就数日而已。笔者见到的清末民初襄陵县西王村陈姓商人家族书信、文书,在太原经商50年,期间只返回家中过了三个春节,包括他的一个姑娘出嫁都无法返家。因返乡不易,所以捎信成为常态。家书是双向的,既有在外经商者委托返乡者捎回故乡的,也有家人通过返乡者捎给在外经商者,内容多是相互问候、汇报在外及家里情况、托某某捎回或捎去银两、物品(衣服、食品)、代问众亲友安好,涉及具体翔实的商业信息较为有限,但或多或少总会有。如丁村丁氏家族现存的一批信件,多是丁家在甘陕地区的商号发回的,商业信息还是蛮多的。从笔者掌握的信息来看,襄汾当地保存的多是在外经商者捎回家乡的书信,信封、信纸均有,信封中间多有粘贴一条红纸,上面签署收信者名讳,信纸毛笔书写,内容多有八行者,但也不拘一格;信封署名落款有“蘭”“蘭省”当指兰州、“太邑”是指太平县。襄汾当地现存的商人家书数量很多,不时就有现身,特别是一家一人小批量的,搜寻也没有太大难度。往西北的行商路线大致是太原——临汾——运城——永济——风陵渡——西安——兰州——凉州——肃州——敦煌——乌鲁木齐;另一条是沁水——翼城——曲沃——新绛——河津——禹门口——韩城——西安——兰州。襄陵、太平商人外出经商的第二个集中地是北京,他们在京师建有会馆数处,多经营油料、纸张、古玩。当地成规模种植芝麻、油菜,民国时加种棉花,因而能出产芝麻油、菜籽油,既在本地销售,有不少盖有商号印章的销售凭证存世;也运销北京。纸张货源之一便是邓庄麻纸。古城人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古玩店多家,如英古斋、涵雅斋、万义号、渊识斋、晋秀斋、震寰斋。太平商人曾有“四大家”之说法:南高刘家、师庄(赵康)尉家、北柴王家、南赵杨家,最著名的刘笃敬是清末民初晋省名气很大、地位很高的人物,即出自南高刘家。

曲沃商人最显眼的行业是烟草,据说是明末引进种植,因水土适宜,清代渐成规模,并向周边县扩散,烟草加工蔚然成风。烟草还远销蒙古地区、俄罗斯,乡人组建了骆驼队长途运输,有护卫力量,开通了平阳商人中蒙俄万里“烟草之路”。曲沃产烟,直至改革开放之前,“曲沃”牌香烟仍是山西名品。现存烟坊遗址。今人编著的《话说高显》一书有集中论述。曲沃高显镇成为商业重镇,客商云集,尤其是来自河北的布商。笔者所见现有曲沃当铺账本存世,晋中商人在曲沃开设有票号,票号是在临汾市域少有的。

洪洞商人经商多在北京、山东,多为盐商,如马牧许家在山东济南府经营盐业,现今许家大院遗迹尚见实力雄厚,当地流传有不少有关故事传说,诸如从洪洞马牧村至济南,每几十里就有许家开设的宿店,每年年终骡马从济南驮回的银两从许家大院门口一直排到村外,足见利润之丰厚,不过这似乎是个共性的富商家传说。笔者在马牧调查时,得知许家其实也是多种经营。

民国时翼城商人在北京经营布匹,主要是从县外进货销售,据说在京师布匹销售业中占有不小份额,翼城商人以卖布名噪一时。临汾人经商多在北京,1949年前夕达2,000余人,如京城老字号“六必居”酱菜园、“万全堂”药店、“敬记”纸庄。浮山人在北京经营餐饮较多,新版县志记载清代中后期在北京开办的商号有59家,老字号“都一处”就是浮山人所办。

在研究资料较为分散的状况下,平阳商人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杨治平《骄傲的“平阳商人”》、李琳之《家国往事》第一编《迷离商贾》、周征松《关于襄汾商帮的历史考察》、刘秋根《〈曲沃行氏诉讼簿〉与晋南商人家族的捐纳及商业》、李永福《明清时期“襄汾商人”探究——兼析“晋商即晋中商人”现象》,指出了平阳商人研究的内容丰富、重要意义及目前研究严重不足。临汾市县曾出版《晋商史料全览·临汾卷》《翼城晋商史料》《尧都文史·晋商史料专辑》《襄汾文史资料·晋商专辑》《襄汾明清富商》《丁氏家族与丁村》《爱国实业家、晋商领袖刘笃敬》《师庒尉家传奇》《话说高显》等书籍。想必随着平阳商人研究资料有计划地收集利用,平阳商人的历史面貌会渐次展现出来,先局部后整体,先个案后综合。譬如2018年夏天,山西省茶文化研究会和临汾市茶文化研究会有关研究人员依据《行商遗要》所记“大西路”路线从平陆茅津渡到洪洞进行调研,田野发现诸多晋商遗迹及史料,以前少为关注,特别是发现平阳商人也从事茶叶加工和销售,有实物为证,过去曾经长期流传晋南商人不销茶的说法。看来多种经营或许是多数晋商的常态。

三、平阳商人研究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与晋中商人及票号研究相比较而言,平阳商人资料分散,此前也未开展过系统挖掘梳理,以致造成了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历史状况信息零散、详情不明。在观察思考平阳商人历史状况时,笔者认为有如下问题亟待解决,抛砖引玉,引起思考产生共鸣,对推进平阳商人研究、逐步廓清明清平阳商人历史是有益的。

(一)明代平阳商人崛起的原因

既然晋商由于明初入中实边而崛起,但是在明代地缘依次紧邻边地的晋北商人以及晋中商人尚未发达,而崛起的却是平阳、泽潞商人。明代平阳府尚统辖今运城,除却有盐池之外,文献记载晋南人多地少,没有多少余粮,平阳商人崛起或是因为晋南自古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有一定原始资本积累,加上有历史传承的经商传统,从而得以集聚资金从外地贩运粮食,乘机借助国策崛起。

(二)平阳商人活动的时段

如果平阳商人从明初崛起,其兴衰经历了明清、民国,大致直到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才整体谢幕。研究山西票号者认为票号与清王朝同时消亡,但从晋商活动轨迹来看,山西各地商人的商业活动普遍持续到建国初期;在民国时期,山西商人依旧颇具规模、实力依然雄厚。

既然平阳商人活跃于明清到民国,那么有明一代历史状况必须搞清楚,且要理清明代大致的发展阶段及脉络。这里应该对明代今临汾区域和运城区域商人略作区别,如不少学者认为晋商源于河东盐池,蒲州商人是明代最早的晋商,明代今运城的蒲州、解州、绛州商人状况如何,与临汾汾河沿岸经济较好县域商人从事大规模商贸活动的时间先后、相互关系究竟如何。记载平阳商人活动的资料,清代后期和民国最多,明代更少,如何弥补,且要划分发展阶段去展现历史状况,需要下大力气。清代民国时,晋中商人崛起,晋南地区平阳府、蒲州、绛州商人实力究竟处于何等水平,与平遥、太谷、祁县、榆次、介休、灵石、汾阳、孝义商帮相比如何,不定量比较则无法定性。

(三)平阳商帮的历史存在

相对于晋商祁太平商帮开设票号、开通“万里茶道”,平阳商人也是以商帮出现的。既有全国或区域影响较大的商号,在省内外多地开设分号,资本雄厚,如临汾亢家跻身全国富商最前列,太平县的“四大家”。也有襄陵、太平两县数量庞大的商人在西北从事商贸,结伙拉帮,尽管多是中小商人,但整体颇具规模,经商成为普遍现象,所以有“绛太帮”“太平帮”“襄陵帮”之称谓。曲沃烟商、翼城布商、洪洞盐商,大多雇佣乡人,组建运输的骆驼队,开设以家乡命名的会馆,名噪一时,影响久远。平阳商帮确实是一种历史存在。

(四)平阳商人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包括平阳府在内的晋南地区,其经济水平在山西长期处于发达地区,农业基础好,商业也较为活跃,工矿业如煤炭、铁、铜资源较为丰富,有汾河水运,也是泽潞铁器运销西北的必经之地。但明清时期,今临汾运城经济的整体水平充其量在全国而言至多处于中游水平,那么如此活跃的商帮缘何未能撑起当地的整体富庶,这个问题或许也是评估明清两代晋商贡献与山西在全国的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尚未回答的。大概明清时期,包括晋南在内的山西主体仍是农业区域,农业水平也一般,整体经济实力在全国处于中游,活跃的平阳、泽潞、晋中商人尽管解决了部分晋人的生计,甚至出现了不少富商大贾,对山西出产物品的外销、山西需用物资的调度起到了明显作用,但晋商利润回报作用终究是有限的,山西经济终归未能跻身富裕省份行列,或许此时工商业比重大的省份才是经济实力最为雄厚者,但山西仍是农业省。平阳商人兴起较早,或许部分商人由于各种原因移居他乡外地,典型者如清代临汾亢家,其产业主要在南方徽州、扬州,对家乡的贡献逐渐弱化。拉长放大来看,平阳商人对于地域经济民生贡献是积极的,对于全国亦如此,如物资供销、纳粮实边、稳定西北,因而具有全国影响,但也不该没有经过客观比较,给予过高评价,晋商研究也应是如此。

大量平阳商人在西北五省从事商贸,既活跃了当地经济,也有利于民生,如泽潞铁货运销西北,其运输线路经过临汾地域(阳城——沁水——翼城——曲沃——新绛——河津——韩城——西安),而在西北五省从事商品批发零售的平阳商人无疑会销售泽潞铁货,经由平阳商人之手把晋东南的铁货以及其他物资转销国外肯定存在,那么明清时期平阳商人参与“一带一路”也是有可能的。据渠绍淼先生研究,明朝嘉靖以后,晋商中出现不少大的盐商和丝商,沿着“丝绸之路”,把丝绸等多种商品销往中东,尤其是晋城凤台县大阳镇生产的缝衣针和绣花针大量出口,几乎进入了中东各国的每个家庭。

(五)平阳商人与山陕商人

有一种意见认为,所谓的山陕商帮、西商其实是晋南商人与陕西关中商人的联盟,因地域相邻,语言习俗相近。梳理资料发现,晋南商人与关中商人确实有过合作,但据西北大学李刚教授团队研究成果,绝非山陕商人只是晋南和关中商人的联营,晋中商人也有和秦商合作共建山陕会馆、在西北和江淮间合力经营的活动。至于山陕商帮中晋商来自晋中、晋南哪个区域人数较多,尚无专门研究。

(六)适当区别大小商号和兼顾区内外经营

明清及民国时期,从事商业活动的平阳商人数量众多,所设商号数量庞大。商号有大、中、小之分,有的在本地经营,有的在省内区外经商,有的在省外经商,这些都是研究平阳商人时需要关注的对象群体。进行研究时,对大商号多开展个案研究,大的商号有一定规模,在区内区外多设分号,牵涉面相对较宽;对中小商号多进行整体研究。当然前提是现存有研究资料。研究时要关注商号的行商坐贾地域,特别是在区外的,否则将在本地经商的中小商贩分别进行个案研究,难免有失琐碎、宽泛。于是乎,研究平阳商人开设的商号,首先要瞩目本地规模较大的和外地经营具有一定规模的,否则统计明清及民国平阳商人商号会没有主次重点。也就是说,研究时要有一定的针对性。遗存的平阳商人账本、合同、契约多有当时商号名称,还有一些平阳商人商号为家乡公共建设捐资名录,更应注意利用,碑刻题名如尧都区魏村镇天寿山世尊院残碑“大清国山西平阳府临洪二邑在京都发财姓名布施开列于后……”、洪洞景村三官庙《四外客商捐施资财补殿宇金粧碑》,文书如笔者所见到的在陕甘宁经商的晋商为今侯马一带某公共建筑捐款题名及数额,提到兰州、平凉、固原、临潼、泾阳、同州等地商号若干。

综上所述,关于平阳商人现存的研究资料及研究成果,尽管远不及山西票号、晋中商人研究成果丰厚,但资料仍有一定存量,亟待有计划地收集整理和利用。同样,明清民国时期,晋东南商人或曰泽潞商帮的研究资料现存也很丰富,研究价值也是极高的,他们开通了数条“铁器之路”,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加快开发利用;不过,笔者观察认为泽潞商人的研究现状似乎比平阳商人稍好一些。包括平阳商人在内的晋南商人、泽潞商人的研究现状,与晋中商人相比,均不尽人意,需要有识之士持续发力。诸如晋中商人票号广设海内外,但在晋南缘何开设票号较少,至今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身就是对平阳商人商业研究不深入的表现。

在山西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当下,挖掘平阳商人及其文化是切实可行的,具有积极的现实文化意义。最好由省、市政府出面组织协调,充分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力量,加强田野调查工作,尽力收集、寻访临汾市域及市外、省外公私收藏,兼顾省内外平阳商人后代的口述采访,统计汇总大小商号便于鉴别现存资料,梳理平阳商人五六百年间的发展脉络,填补平阳商帮研究宣传的一处空白,填补临汾历史及晋商研究的一个缺环,给先辈及后人一个交代。良好的平阳商人研究成果会丰富、完善晋商研究,有助于山西省的文化研究及开发利用。

责任编辑:刘  毅

(原载于《地域文化研究》2020年第4期)


平阳商人研究浅议-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明清及民国时期,平阳商人成为一支晋商劲旅,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临汾亢家曾被称为清代全国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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