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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年间首富平阳亢氏迷案-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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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琳之
—01—
我关注一个大商很久了，说来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太过富裕，太过传奇，太过神秘，他的身上也太具备中国商人的特性了。说他太过富裕，是因为连和他同时代至尊无上的乾隆皇帝都惊呼：“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说他太过传奇，是因为明清以来的数十种话本小说、野史笔记和民间关于他林林总总的各种传说轶闻都显得过于夸张和不可思议；说他太过神秘，是因为他的身世、他的发家、他的衰败，以至于他后人的踪迹都是百年不解的谜团；说他太具备中国商人的特性，是因为他的张狂炫耀，他的穷奢极欲，他的盛衰沉浮，都典型地体现出了极权社会里所谓“下九流”中国商人千年不变的悲剧性命运相似的一致性。
这个大商就是康乾时期名动九州、震惊朝野上下的山西平阳（今临汾）亢氏。把平阳亢氏看作那个时代的中国首富应该说一点也不过分。
史载，当其时也，朝野上传有“北安西亢”和“南季北亢”之说。“北安”是指安岐家族。安岐曾为康熙年间权倾一时的相国明珠的家仆，后在天津和扬州经营盐业成为巨富，被钦定为当时两淮盐务总商，属于两淮盐商中的头面人物，富可敌国。“南季”是指季振宜家族。季振宜，泰兴（今江苏泰州靖江市季市镇）人，曾先后任河东巡盐御史、山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季振宜因河东巡盐御史身份，靠经营盐业而“极一时之盛”。清人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记载，季宅“绕墙数里，中有复道周巡”，仅巡夜者就达60人。康熙九年，阴雨连绵，“恐霉气浸涴”，即命“典衣者曝裘于庭，张而击之，紫貂、青狐、银鼠、金豹、舍利狲之属，脱毛积地，厚三寸许”。又蓄养众多伶人，还有三个女子乐队，都是稚齿韶颜，花容月貌。“服饰皆值巨万，开宴宾筵，更番佐酒，珠冠象笏（大臣上朝时持的手板），绣袍锦靴。”及其长大，或者自纳为妾，或赠人为小，出手之“阔绰”，天下罕见。
平阳府亢氏与其相比，犹过之而无不及。静庵先生在这本书中如此描述亢氏之富：
亢家园在山西平阳城外，中设宝座，盖康熙时尝临幸焉；园大十里，树石池台，幽深如画，婢媵（妾）皆作吴中装束。……康熙中，《长生殿》传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费镪四十馀万！
一向以严谨著称的晚清文献学家、藏书家马国翰在其《竹如意》一书中也不无感慨地写道：
山右（山西旧称）亢某，家巨富，仓庾多至数千，人以“百万”呼之，恃富骄悖，好为狂言。时晋省大旱，郡县祈祷，人心惶惶。亢独施施然，对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除过这些泛黄发霉的野史笔记片言只语的各种记载外，民间关于“亢百万”的神奇传说也是沸沸扬扬、不绝如缕。譬如，吕九成、权书民二先生就根据临汾民间传说在《临汾文史》撰《亢百万富名惊动康熙》一文，讲述了一个康熙微服私访见证亢氏之富的传奇故事。
康熙二十年（1681年），由于连年的讨伐战争，国库捉襟见肘，康熙帝就决定向各省摊派捐款。有户部尚书出奏：据闻山西平阳府亢百万富可敌国，可向山西摊派双份。康熙闻奏，觉得在理，即命传亢百万赴京协商。亢百万进京得悉此事，竟欣然上殿伏奏曰：“全国富户少，贫户多，如果统一摊派，恐怕对贫户是一场劫难。为朝廷着想，小民愿一力承担向全国摊派的所有银两！”康熙感慨不已，立时龙指一点，赐封亢百万为“护国员外”。
亢百万返回平阳了，但他的富裕和豪爽却刺激了康熙的好奇心。康熙打算南下平阳府，微服私访亢百万的宅邸，一探究竟。康熙一行抵达亢府时，不巧亢百万下了江南。亢府总管见多识广，知道这行穿着不凡、气质高贵的“京城富商”大有来头，就热情接纳他们住在亢府，当上宾招待。当婢女奉金盆供康熙洗脸净手时，康熙想知道亢府有多少这样的金盆，就诡称一个金盆不够用。孰料很快就又有十来个金盆送了上来，且大小成色几无差异。
亢府总管招待康熙一行用餐时，康熙见总管身穿镶边皮马褂，质地上乘，十分珍贵，就顺口问：“总管大人的马褂值银几何？”
总管呵呵一笑，指着康熙身上的皮马褂说：“贵客所穿皮马褂十件可与在下等价。”
康熙大吃一惊：一个总管身穿衣服尚且如此珍贵，其主人的富裕程度可想而知了。
康熙茶余饭后闲着无事，就转悠着察看亢氏的庭院商号、楼阁亭台。其雕梁画栋、绵延成片的豪华气势让他感叹不已。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一处照壁与门庭的格局不太相称。康熙在和总管闲聊时，流露出遗憾之意。总管唯唯，笑而未答。等到翌日晨，康熙再过此门时，旧照壁不见了，代之而起的竟是一座全新的与大门比例风格十分和谐的新照壁，精雕细凿，端庄华丽。可惜的是照壁上方没有覆盖琉璃瓦。
康熙上前一步，欲再仔细观赏。此时忽有一种甘醇的酒香扑鼻而来，康熙心下纳罕，遂凝目注视，这才发现，那照壁的壁脊原来是用无数个元宝挤压而成。在这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天夜晚，亢府竟是用烧酒和泥砌砖连夜建起了这座奇异的照壁。
为了等候亢百万归来，康熙一行一连在亢府住了十余日。亢家总管盛情款待，一日三餐，餐餐都是百十种果盘、百多样山珍海味，且多不重样，甚至连桌裙椅搭也是一天一个样色而不重复。康熙在这些天里，也观察到了亢家火爆兴盛的生意：南来北往的客商成群结队，源源不断地把银子送过来，又把货物运往五湖四海。真可谓日进斗金啊！康熙喟然长叹：“如此财主非经天火烧毁，否则永不会贫穷！”
临汾民间传言，亢百万富名大扬，尽人皆知。数不清的大商大贾都想攀贵接富，便纷纷托媒求亲。但亢百万眼界甚高，不为所动。洪洞县城东有个苏堡镇，镇上也有个富贵大户，户主叫刘尔夙，膝下生有一女，姿容秀丽，冰雪聪明，被亢百万相中。双方你情我愿，遂定嫁娶之日。
苏堡刘家为了女儿往来方便，不惜巨资在洪洞城南的涧河上和平阳城北的高涧河上各修起了一座石桥——如今，虽经四百余年岁月的风雨洗涤，两桥仍然在物是人非中傲然屹立在那里，向过往行人笑说着它昔日的辉煌。
这天，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亢家的迎亲队伍，鼓乐喧天，浩浩荡荡，前后延续竟有30里之遥，从平阳城到甘亭镇一字儿排开，宛若一条逶迤的彩色巨龙。苏堡送亲的队伍也不遑多让，从村头一直排到洪洞城南，绵绵延延也有20多里地。从洪洞到平阳，沿途人头攒动，举袂成幕，川流不息。
亢刘联姻打动了洪洞县另一富户——河西景村段财神。段财神以农起家，家中五谷满仓，人称“五谷”财神。段财神听说亢百万有一女尚待字闺中，便毛遂自荐，来到亢家——请求亢百万把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亢百万财大气粗，起初并未把段财神放到眼里，便随口出了个难题：“两家做亲乃大喜之事，尊家既然粮多，如能把红小豆装袋，从你景村一直摆到我亢家门口，我就许你这门亲事。”
不料，段财神听罢，竟回口问道：“不知红小豆装袋后是横摆到贵府还是竖摆到贵府？”亢百万这才知道段财神果然是个大户人家，遂点头应允。
我在听到这些民间传说时，起初也是半信半疑，后来在阅读到清末人徐珂《清稗类钞》“亢氏为山西巨富，自明已然。洪洞韩承宠娶于亢，奁金累数万”这句话时，始信这些传奇故事并非空穴来风。
清末民初邓之诚先生在《骨董琐记》一书中谈到平阳亢氏之富时，也情不自禁地抚胸嗟叹：
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
徐珂在那本《清稗类钞》中更有凿凿之言：
山西富室，多以经商起家。亢氏号称数千万两，实为最巨。
在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银两至百万银两的侯、曹、乔、渠、常姓等晋中诸家族，亢百万的资产之雄厚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在平阳亢氏气吞山河、纵横天下，把晋商的威名洋洋洒洒地撩拨于四海内外的时候，那些后来名满天下的晋中商人此时都还不过是一普通农夫贩卒尔！太谷曹家的发家始祖曹三喜此时还在东北热河一带“吱呀呀”地转圈磨着豆腐来勉强维持着全家人的生计；祁县乔家的发家始祖乔贵发尚在娘胎里酣睡着等待出世的那一天；祁县渠氏的先祖正北望那茫茫戈壁忖度着怎样走出关外去谋生；榆次常家的先人守着几亩薄地正抬头瞅着天空中火辣辣的日头89发愁……
—02—
在中国六七百个地级市中，扬州不一定是最知名的一个，但一定是最富有浪漫情调的一个。由于“淮南江北海西头”的绝佳地理方位，她自然而然地担当起了神州大地南下北上、东来西往的水陆交通枢纽重任。自隋唐到清末近千年的历史中，她当仁不让地长期占据着中国第二大城市的位置，是闻名遐迩的“富甲天下”的“淮左名都”。清朝康乾时期，扬州人口超50万，赫然名列当时全球十大繁华城市之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那是怎样的一种风流啊！尤其明清之际，朝廷实施“盐引”制，即允许商人给边关运粮交米后，可以从政府那里领到销盐许可证，也就是“盐引”，然后到指定盐场领盐售卖。山西、陕西两省独到的距离边关较近和河东盐池地处山西境内的先天地理优势，使得山、陕商人能够捷足先登，成为较早的一批扬州盐商。正是他们不远万里的长途跋涉、货通天下，一掷千金地把大把大把的银子扔到了瘦西湖，扔到了极尽山水人工之妙的别墅园林，扬州城才重新焕发了激情四射的活力，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他们成就了扬州城的兴旺发达，扬州城也成就了他们温柔乡里的富贵梦想。他们把扬州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建豪宅、修园林、盖会馆、养士子、蓄怜尤，骄泰淫逸，钟鸣鼎食，纸醉金迷，极尽奢华之能事。
时有诗人王叔承，目睹此情此景，感慨万端，遂笔录山西盐商在扬州发财致富后纳妾的情景，让后人唏嘘不已：
二十四桥边，当垆谁可怜；
妆成窥客坐，不奈数青钱。
东家女十三，西家女十五；
夜半牵娘啼，嫁与并州沽。
罗衣束素云，绣衣裹纤玉；
低回不自前，含娇灭华烛。
大鳊银万箱，广场盐万廪；
峨峨虬髯商，日簇红儿饮。
诗中“并州沽”即指山西商人。我们的主人翁亢百万正是这些山西商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领军”人物。原籍也是山西的李斗（一说是江苏）先生在其《扬州画舫录》卷九中对亢百万在扬州的庞大家业，作了如此描述：
亢园在小秦淮。初，亢氏业盐，与安氏齐名，谓之“北安西亢”。亢氏构园城阴，长里许，自头敌台起，至四敌台止。临河造屋一百间，土人呼为“百间房”。
亢百万的“辉煌业绩”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但早在几年前我的目光扫定平阳亢氏时，有一个问题就特别让我引以为憾：在清至民国以来各种琳琅满目的裨史杂记中，对亢氏在故乡平阳或在扬州如何富有，虽多有一鳞半爪的提及，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包括那些古人，都没有相关的原始记载凭据。我本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前往扬州和临汾实地察访，找寻出一些相关的蛛丝马迹，可惜由于杂七杂八的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但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竟在临汾意外得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疑是亢氏在扬州经营盐业的原始账簿。
那天，我和老朋友，时任《临汾晚报》总编辑的来祥生先生一块聊天，谈到我正在找寻平阳亢氏的相关资料时，他居然很正经地告诉我说：“我手头就有一本疑是亢家在扬州卖盐的账簿。”
这怎么可能？我将信将疑，就赶忙问来先生那个老账簿的来历。来先生说是几年前他在临汾百汇市场的旧书摊上淘来的。他还说，他发现这个账本的消息在《临汾晚报》上登出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全国上百家媒体都争相给予了报道、转载。
“只可惜，”他神色有些凝重地说，“媒体和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但却没有一个晋商研究专家向我打听这个旧账簿的情况。”
我心里“咚咚”跳个不停，既为自己能够捷足先登而兴奋，也为这么重要的一个资料被学界冷落而不平。于是我赶忙跟来先生约了个时间，打算亲眼考证一下，以解心中累积的诸多疑问。
那时候，我正在忙着撰写《中华祖脉》一书，就把这事无形中给耽搁下来了。直到一年之后，我才得以目睹其庐山真面。
这个账簿前后已经没有了封皮封面，账簿纸张发黄发暗，不少地方还油渍斑斑，但字迹清晰，一目了然。账簿长18厘米、宽23.5厘米，每页12行，均由极其漂亮的小楷书法写成。
把账簿粗粗翻过一遍，我发现其中的每笔交易少则“九百八十引”，多则达到了“贰千引”。按照1引约344斤左右计算，那么每笔生意至少在34万斤以上。尤令我惊诧的是，我居然在账簿中发现了几个“老熟人”的名字赫然在列：黄潆泰、江广达、鲍有恒、王履泰……他们竟然都和该账簿主人有生意往来，而且多是下线客户。譬如，该账簿主人批盐给黄潆泰的一笔生意，是这样记录的：
卖与黄潆泰一千引，价二两九钱三分，回五分……共该银叁千贰百一拾六两贰钱七分八厘……
黄潆泰，即今扬州个圆的主人黄至筠。和道人《两淮鹾商轶闻录》一文中有载：
“有黄银泰者，晋人也。其先为大同黄金泰之家奴，以为人机警故，领资到扬，经营盐业。十数年间，遂致巨富，及至八家商总领袖。”他觉得黄银泰之名反显示出其家奴面目，遂改名黄应泰，又称黄潆泰、黄瀛泰、黄均太，后为附庸风雅，改名黄至筠。
账簿对江广达的记载是：成交“贰仟引……”
江广达又是什么人呢？江广达又名江春，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卒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位列“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曾因“一夜堆盐造白塔，徽菜接驾乾隆帝”的奇迹被誉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天下最牛徽商”。19岁时袭任扬州总商，长达四十余年。江春在扬州的四十余年，一直驰骋于扬州两淮盐界。乾隆皇帝一生共六次南巡，两次东巡，都是由江广达负责接驾，承办一切供应事宜。在乾隆年间，江广达可谓叱咤风云，尽得天下风流。
鲍有恒也是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一，而王履泰则是乾隆时期著名的平阳商帮四大家族之一的北柴王家掌门人，都是当时在两淮盐场气吞天下的头面人物。
来先生说：“账簿上的每笔生意均记录得非常详细。交易中，针对不同的盐商价格，每引价银也从2.9两至3.8两不等。能拿到2.9两价格的盐商，说明主人身份较高，或者实力较强。比如，卖给江广达的‘贰千引’，价格是2.9两，回扣5分；同是两淮盐商领军人物之一的王履泰，虽然拿到了2.9两的价格，但回扣却只有4分。这表明，当时王履泰的身份或者实力比江广达要略逊一筹。”
账簿上这些气壮山河的两淮盐场风云人物都是该账簿主人的下线客户，这说明什么呢？来先生一语道破天机：“这说明账簿主人的实力一定非常雄厚，或者说他的实力远在这几个人之上。”
在“杨店费用各项”这部分，账簿详细记录米、面、柴、火足、店房租、店役辛工、店零用……其中还包括人情份子、送客酒资、请客酒席、修理家具并新添、年节赏封并卖水烟、买木等等。最后是总计：“共用出成本平元银叁万柒千玖百捌拾壹两六钱叁分九厘。”
另外，让我惊喜的是，账簿上居然还明确显示出该主人大房、二房和三房的入股及分红情况：“大房原本平元银五千九百三十二两一钱三分三厘”，除应得利息及后存入“辛俸”（即薪俸），“净存资本平元银六千零九十五两五钱七分五厘”；“二房李景唐原本平元银肆千六百五十两一钱五分四厘，应得利平元银一百三十三两八钱八分二厘，共存资本平元银肆千七百八十四两零三分六厘”；“三房李凌云原本平元银肆千六百五十九两九钱七分四厘，应得利平元银一百三十四两一钱六分五厘，共存资本平元银肆千七百九十四两一钱零三分九厘”。
除此以外，在三房李凌云之后，还有一个人的名字看不清楚，也有相应的入股及分红：“原本平元银贰千八百七十八两贰钱一分八厘，应得利平元银八十贰两八钱六分七厘，共存资本平元银贰千九百六十一两零八分五厘。”
根据账簿上大房、二房和三房的次序排列，我隐约觉得这个看不清名字的人可能是该主人非常宠爱但尚未给予名分的小妾。
我暗自惊叹，此人开支如此庞大，又拥有拿着如此“高薪”的“三妻四妾”，其财势之雄厚可想而知了。要知道，在乾隆至嘉庆年间，一般捕快、轿夫、门子、皂隶等普通“公务员”的年收入才6两银子啊！
来先生对我说：“我发现这本账簿时，曾经问卖主哪里来的。卖主说是从临汾一处旧宅院中收破烂时收到的，账簿中还夹有十数张清代戏曲人物剪纸。三晋文化研究会顾问杨迎祺看过账簿中所夹的剪纸后，认为这些剪纸是清代的，而且具有典型的平阳剪纸特点，应该出自平阳。”
从账簿的破损程度、纸张颜色、所记内容来判断，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商家族货真价实的原始流水账簿无疑。
根据对平阳商帮的了解，我同来先生一样，也认为账簿的东家最有可能就是名闻遐迩的平阳亢氏，因为只有亢家才具备这个实力。清康乾年间，能够参与到扬州这个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批发食盐的行商，没有上千万两白银的资金是无法涉足其中的。在当时的平阳府四大家族中，北柴王家王履泰的名字在账簿的客商之列，自然被排除在外，师庄（今襄汾赵康）尉家实力逊于亢氏，南高（今襄汾南高）刘家的财力尚在师庄尉家之下，他们都不可能成为账簿的主人。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在一般人看来毫无价值的账簿直接收购点就在临汾城的一处旧宅院中，从逻辑和情理上推断，账簿的主人只能是亢家。
之后不久，我在网上看到《扬州晚报》记者就此事采访扬州学者韦明铧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韦明铧先生对此提出了几点质疑：
首先，韦明铧先生认为此物不太可能是亢氏盐商的账簿，因为亢家在乾隆时期已经彻底没落。韦先生做出这样判断的根据是，李斗系乾隆时代人，他曾在《扬州画舫录》如此记载亢园：
至今地址尚存，而亭舍堂室，已无考矣。惟流文荡画桥一石，款识十二字云：“丙寅清和八十一老人方文书”，尚嵌在杨高三家水门上。……合欣园，本亢家花园旧址，改为茶肆，以酥儿烧饼见称于市。
其实，李斗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乾隆在位整整60年。也就是说乾隆中期时，李斗才十五六岁，且那段时间李斗并不在扬州。乾隆末年，亢园已经成了饼店、茶馆，亢家已经败落，这恰恰可以得出距此二三十年前的乾隆中期以前亢家就可能存在的结论。何况，李斗死于嘉庆二十二年三月，那么，所谓的“亢园已经成了饼店、茶馆，亢家已经败落”是乾隆末年的场景还是嘉庆十年或嘉庆二十年的情形，还真不好说。
其次，韦明铧先生认为这本账簿记录的盐商如江春、黄潆泰、鲍有恒、王履泰，并非同一时代，并由此质疑账簿的真伪性。
关于这几个人各自的生活年代，本来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直到如今，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韦先生以说不清的东西当做真理来质疑账簿的真伪性显然不大有说服力。就我看到的这个账本而言，不可能是假的。从纸张，从笔迹，甚至从其中的内容来看，都是一个原始的流水账目记载。这种账簿没有造假的必要性，因为造假者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物质或精神上的利益。相反的，该账簿的重见天日，或许会给以上几个人物具体的生卒年代重新提供一个研究的新思路。
至此，亢百万在扬州业盐时那个朦胧不清的背影在我混沌的脑海里才终于算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
—03—
看到那个账簿两月后的一天，我从北京直飞扬州。我想去探寻亢氏在那里曾经的足迹，想实地感受一下当年亢百万在那个兴盛繁华的大都市是怎样的呼风唤雨、怎样的意气风发。尤其让我执意此行的还有一种晋商后人浓浓的自豪之情和责任之心。我曾在《湮没的辉煌》一文中说：“乾隆、同治《两淮盐法志》以及地方文献中，都有专门章节描述了明清时期寓居扬州的山西商人及其子弟达16人之多，雄踞全国各地盐商人数之首。……那个兴盛繁华、纸醉金迷的扬州城正是他们驰骋江南的总号中心所在地。”尽管我知道，之前我的山西老乡中，曾有不少学者和记者专门去扬州做过同样一件事，都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但我还是抱着满腔的希望踏上了这座人文历史底蕴极其厚重的旅游城市。
下飞机坐上机场大巴抵达市区后，顾不上欣赏江南小城特有的旖旎风光，我就叫了一辆三轮车，直奔曾经是“亢园”所在地的小秦淮。那个临河造屋“一百间”，长达“一里”余，人呼“百间房”的壮观场景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充满的绮丽梦幻。
王振世先生在《扬州览胜录》说，自小东门至东水关一带所谓小秦淮者，昔为繁华胜地，歌楼舞榭，栉比鳞次；名士名妓，风流韵事，盛极一时。《扬州画舫录》的记载让我更为神往：
小秦淮妓馆常买棹湖上，妆掠与堂客船异。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属。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纱，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貂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妇。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须握手；倚栏索酒，倾卮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帏翠幕，稠叠围绕。
然而，当三轮车载我抵达这里时，我的心一下凉了半截。昔日雕梁画栋的楼堂馆舍烟消云散，从前的笙歌艳舞销声匿迹，过去的游船画舫也无影无踪了。虽然小秦淮河流还是像以前那样静静地、缓缓地流动着，但绿色的水面已是混浊不清，间杂着一些枯枝、黄叶和白沫，两旁是单调划一、灰色流覆盖的低矮民居……我走在杨柳婆娑的河堤上，却全然找不到昔日亢氏风流倜傥的一点雪泥鸿爪。我就这么茫然地走着、瞅着，偶然碰见一个行人，赶忙上去打问，却都是一脸的茫然，有的甚至连小秦淮这个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我本想拜访一下韦明铧先生，一是了解一下扬州当地还有没有残留下来的亢氏生活的遗迹，二是就那个亢家账簿再和韦先生当面做个交流，也许会有新的发现，可惜电话打过去时，韦先生恰在外地，一时半会还回不来。他在电话中很肯定地告诉我说，亢氏生活的年代太久远了，现在的扬州已经找不到亢氏的任何痕迹了。
我的心忽然变得空落落的，不知为什么，还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我一个人顺着瘦西湖的河堤慢慢向前走去——那个“亢家花园”，据说就是扬州瘦西湖公园的前身，我看到那些来往翕忽的五颜六色的游船在河面上荡漾，看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在波光粼粼的水幕中摇曳……我在想，四百年前亢百万们就在这个地方用金银打造着自己醉生梦死的生活，可是他们今天在哪里呢？那沿着瘦西湖建筑的绵延成群的“百间房”又在哪里呢？历史的烟云已经涤荡了当时的一切浮华，甚至连一片废墟瓦砾都被新的东西埋葬得没有了丝毫踪影。身边的游客，路旁的鲜花，空中的小鸟，微微荡着清波的水面，都引不起我哪怕丝毫的兴趣，我的眼里只剩下“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的幽思，只留下了“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的哀伤……
再去去瓜洲古渡吧，那里应该是亢氏及晋商先人们吹响号角、走向商战，抑或战罢归来的拐点，那里应该寄托着他们对亲人思念和对金钱渴望的纠结，那里应该残留着他们人生成败的喜悦和悲伤……古渡区里，人烟稀少，荒草凄凄，只有落寞的古渡遗址、御碑亭和杜十娘沉箱亭孤零零地挺立在那里，诗人们在这里成了历史的主角，戏剧里的传奇故事在这里成了游人的佐料，而那些个创造了扬州历史的商人在这里却成了多余而没有让成千上万的文人骚客为他们留下哪怕片言只语……
是啊，商人们可以打造出一个金灿灿的商业帝国，商人们可以尽其所能繁荣一方都市，可是在封建帝国那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里，他们永远只能是被整个官僚和文人低看一等的不入流人物——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思绪至此，我鼻子一酸，一霎时竟泪眼婆娑，不能自已。
—04—
平阳亢氏祖籍何处，又如何成为巨富，已无从考稽，但乡野之间恍惚传说却从未间断。
据传，明万历年间，山东大旱，一对年轻夫妻逃荒到山西平阳城，最后落脚到东关一破落大户闲置的两间房子内安居下来，靠家传手艺——磨豆腐维持生计。不久，这对夫妻生下一子，取名亢宝万，不幸的是，孩子天生是个兔儿唇，他们顺嘴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豁儿。
豁儿自落地时起，总是啼哭个不停，搅得父母心烦，四邻不安，加之家境困难，孩子还是个先天残疾，父母遂生弃婴之意。
事也凑巧，平阳府的赵知府有一晚做梦，梦见了一队满载金银珠宝的车辆前后有序地缓缓驶入了东关，领头的声称是为亢家豁儿送宝来了。赵知府醒来细细琢磨，感觉此事怪异，便叫上随从微服到东关暗访。
整个东关就只有这一家姓亢，赵知府一打听就到了院子里。当他看到襁褓中的啼哭不止的婴儿，且听说这孩子小名就叫豁儿时，十分吃惊，没想到梦里的情形竟和现实中如此暗合。赵知府脱口对这对年轻的父母说道：“此子必非常人，本官认他为义子，你二人定要好好抚养！”赵知府走前特意恩准他们入了平阳籍，还给他们留下一些随身携带的银两。从此，夫妻二人再不做他想，辛勤劳作，努力耕种，几年以后就用积攒的钱财和赵知府断断续续的资助，在东关买了一块地皮，动工搭建房屋。
一天，他们取土和泥时，竟然挖出十瓮金银珠宝等物。夫妻二人随后就开始筑府邸，修花园，建鱼池，并延请老师教授豁儿。亢家一跃而为当地富户，名声随之鹊起。
后来，亢豁儿长大成人后，从年老体衰的父母手中接管了家业，并开始经商，诸如长途贩卖，开典当行，如此等等，亢豁儿迅速暴富起来。后来，亢豁儿就逐渐把半个东关都买下来，陆续建起了一座又一座气势冲天的豪宅大院，乡人取其亢宝万的谐音，干脆给他取了个非常形象的绰号：“亢百万”，他原来的名字和小名反而逐渐被人忘掉了。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北渡黄河，直逼平阳城下，准备围而攻打。李自成为了窥探城内动静，特命士兵在城北即今临汾郭家庄附近取土筑台，因土台形似圆月，后人称之为月迫山。李自成登台观望，不料被城内官兵发现，射出一支冷箭，李自成躲避不及，左眼被箭羽尾毛扫伤。李自成下台治伤，随手脱下衣服挂在附近一颗老槐树上，这个地方后来形成村落，就被人称作了挂甲庄。
李自成心里憋着一肚子火，次日便悍然下令要马踏四关。亢百万得知详情，为保东关不被毁掉，密派管家到李自成军营，和李协商，愿给义军捐一次军饷，以求得东关平安无事。义军连日作战，军备困难，现在既有亢百万如此雪中送炭义助，李自成岂有不应之理！结果，这次战斗中，除过东关免于兵燹之难，完整保护下来外，其他三关均毁于战火。直至上世纪40年代，东关城墙还完好保存如初，后在临汾战役中毁于烽烟，被夷为平地。
与民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的是，流传于晋南和陕北、渭南一带的蒲剧《三疑计》，至今还在传唱着这样一段铿锵有力的唱词：
李自成百万军渡河北岸，
一马儿围困了平阳城关。
平阳府左良玉射尔一箭，
射瞎了尔左目五形不全。
一怒间把城关马踏兵践，
亢百万助军饷留下东关。
—05—
从民间传说来看，亢嗣鼎应该是亢宝万的儿子或孙子，他并不是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乾隆版《临汾县志》载：
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
亢嗣鼎及其后人不但继承了亢百万的家产，还继承了亢百万这个绰号。以后数百年间亢百万竟成了亢家数代掌门人的统一称呼。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四十年（1701年），满族官吏葛礼到山西任巡抚不久，就下令全省要“每两钱粮加索火耗银二钱”，以增加省库收入。但是这一命令遭到了全省百姓的抵制，地主、商人和地方绅士无不义愤填膺，拍案叫骂。平阳、汾阳、潞安等各府州县反对声尤为激烈，他们联名上书，恳请葛礼收回成令。加索火耗是按纳税比例分摊，富家大户负担最重，所以大商大贾纷纷牵头予以。亢嗣鼎作为平阳首富，为民为己，都责无旁贷，所以他毫不犹豫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葛礼一见到部下呈送上来的“书”，火冒三丈，立即下令拘捕带头闹事的富室大户，亢嗣鼎赫然名列首位。官府派兵丁拘捕亢嗣鼎时，亢嗣鼎恰好去山东济南处理一桩钱庄银钱纠纷事件，侥幸逃过。但其他联名上书的大商大贾却被一一投进了监狱。之后，亢嗣鼎见无法硬抗，就悄悄托人送上了贿银，此事才算了结。那些“犯人”的家属见此，亦无法可想，也只好纷纷仿效，通过人钱关节，以“认罚万金”，方得以释放。
康熙时期的亢氏家族，已是“宅第连云，宛然世家”，声名赫赫。此时正是亢嗣鼎“主家”时期，正值晋南发生一场特大旱灾，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到康熙六十年六月，连续15个月天上没下一滴雨，两年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饥莩载道。灾民成群结队，沿路乞讨，惨不忍睹。时任临汾知县的魏星煜动员富户捐款捐粮，并设南北两个粥厂，赈济饥民。亢嗣鼎以身当先，领头搭起粥棚，和其他富户共9家负责供粮煮粥，招待饥民进食，每日达到一万人次以上。
之后不久，清廷派大学士朱轼抵达山西，领导监督山西赈灾事宜，并动用国库储粮，向饥民伸出援手。亢家堡的亢嗣鼎、亢在时、亢孶时等14户乡绅，以天下之忧为忧，踊跃捐钱捐粮，自始至终站在赈灾第一线。
亢嗣鼎虽时有狂妄之语，并过着富埒王侯的奢侈生活，但在史乘笔记和民间传说中，并无尔虞我诈、仗势欺人的恶劣行径。古今虽不乏有人认为亢嗣鼎“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吝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只是在灾荒之年，他不得不捐献出一点钱粮，来赈灾施舍，装潢门面”云云，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出相关的凭证凭据，只有一些云山雾罩的人云亦云——其实，我们看到的历史大多时候都是某些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一厢情愿的产物。
—06—
临汾民间流传着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康熙年间，亢家在平阳城内开设了当铺。别的商人知道亢家财大气粗，就不敢再在平阳城内开设第二家与之抗衡。可是有一外地人不知详情，在平阳城内也开了一家当铺。开业后不久的一天，一个人背着个褡裢来到当铺，从中取出一尊黄灿灿的金罗汉要求当钱，当价是1000两白银。这家当铺主人挺高兴：有这么大的主顾上门，这生意还有不兴旺发达之理？然而，第二天此人又端来一尊同样的金罗汉，又当了1000两白银。第三天还是如此这般。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连三个月不间断，用了99尊金罗汉当了99000两白银，当铺主人害怕了，心想这是什么人，他哪来那么多的金罗汉啊？于是，他便问客人：“先生，您是哪里来的，怎么有这么多金罗汉？”
客人微微一笑答道：“我家有500尊金罗汉，才刚刚当了99尊，还有401尊没有拿来呢。”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扬长而去。
这家当铺掌柜心下惶然，立马差人四处打听，方知是亢家堡亢百万差人干的，意在挤走他们，垄断平阳城的银钱业。那人便急忙上报东家，商量对策。东家一听是亢百万主使，唯恐这样下去再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便请了当地相熟的绅士出面，请亢家赎当，归还金罗汉，然后匆匆忙忙关门而去。
这个故事虽然颇富传奇色彩，但那云雾缭绕的背后却显现着亢氏作为一个大典当商的本真面目。事实上，亢氏不仅涉足盐业、典当业，还同时经营粮店和粮食长途贩运，是个呼风唤雨的大粮商。
《临汾县志》记载，亢家“仓廪多至数千”，在北京城最重要的粮食集散市场——前门外大栅栏西口粮食店街开有北京资本最多，规模最大的粮店。《清裨类钞》第二十一册云：
京师大贾多晋人，正阳门外粮食店亢掌柜者，雄于财。
因亢家名声在外，就有不少人盯住了设在北京的亢家粮店。有一天，亢家粮店几十辆粮车由外地浩浩荡荡驶来，眼见就要到自家粮店了，不料途中被一位带着一帮恶棍的无赖拦住去路，声言要借粮若干，还须粮店掌柜出面酒席招待。亢家经商，一向把和气生财奉为宝典，粮行掌柜为不惹是生非，就打算送给该无赖10石大米。但是，这伙人似乎并不准备善罢甘休。在这节骨眼上，一位和亢百万熟悉的王爷路经此地，拔刀相助，令手下赶走了这伙无赖强盗。
亢氏这类故事很多，但都是恍惚迷离的传奇，你似乎从中能窥探到什么大致的轮廓，但当你仔细研读时，却又好像有一种雾中观花的感觉。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正应了那句老话，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07—
表面上看，亢氏的衰落是莫名其妙的。衰落的时间是莫名其妙，衰落的原因是莫名其妙，衰落的过程也是莫名其妙。
亢氏衰落的时间，一说亢氏衰败在雍正末年。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下有《季亢二家之富》条载：
（亢氏）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昼夜，珍宝一空。今则荡然无存，园亦鞠为茂草矣。
但大量的资料和民间的传说表明，亢氏在扬州的商业活动和乾隆有诸多交集，何况，来祥生先生淘得的那个账簿也在无言中指证了这个说法的不可靠性。
另一说法是亢氏衰败在清朝末年。该种说法以1910年日本版的《中国经济全书》为代表：
康氏（即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其家运之隆盛，可谓极矣。
这种没有任何旁证的泛泛之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就我所收集到的所有史乘资料和民间传说来看，都没有体现亢氏一族在乾隆之后有任何活动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亢氏“自清迄今凡二百余年”。想想也是，人自己都弄不清楚的细微问题，那些在清朝时代一直被视为“倭寇”的日本人，连进中国境内都难，更遑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了。
我在实地走访，又在多方比较甄别各种资料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亢氏衰亡时间应该是在乾隆中期或早期时代。
清末民初小说家许指严在《象齿焚身录》（载于《虞初广志》卷五）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因为外事征战，内兴土木，国库日益空虚，“于田赋一节已无望，乃注意盐务，取其富商敲剥之”。此时，朝廷便想起了亢家。用乾隆帝的话说就是：“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亢氏从明末到这时已传五代，这时亢家的主人叫亢其宗。清廷为霸占亢家财富，就故意设了一个局，给了亢其宗一个管理河工与盐务的官做。亢其宗以为皇恩浩荡，就欣欣然赴任，还想做出一番大的事业，不料河、盐两边均亏空巨大，乾隆就借此为名，籍没亢家。当时人戏称这是“皇上向亢家借看家银子”。
之所以说亢氏衰亡时间应该是在乾隆中期或早期，还因为死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的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说亢园“至今地址尚存，而亭舍堂室，已无考矣。”这也就是说，这个“亭舍堂室，已无考”的地址至少荒芜了有三四十年了。根据李斗《扬州画舫录》和王振世《扬州览胜录》记载，亢园所处位置小秦淮是扬州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如果荒芜的时间超过三四十年，该地址早就可能被新起的建筑物所代替了。
虽然，《象齿焚身录》只是一部野史笔记类杂书，但其中无意反映出的残酷现实正是封建社会亘古不变的富商生死规律——大象因有齿而毁其身，亢氏因有钱而败其家，天下万物，莫不如此。
亢氏几代人太过注重于财富的外在形式，太过张扬、狂妄。在饥民成群结队沿街乞讨时，亢百万敢当众扬言“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这无形之中把他自己放到了一个众矢之的尴尬位置上。
这是一个保守的封建小农经济社会的国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系统，是一个皇权至上、唯我独尊的极权社会，这里不允许有极端出现，不允许有偏执发生，不允许有新事物成长。
封建社会等级尊卑严密的官僚体系不允许大商大贾冒头，黎民百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千年意愿也在时刻压制着大商大贾成长的欲望。庶民的不平，百姓的嫉恨，在风平浪静时，往往通过幸灾乐祸和造谣污蔑表现出来。这一点在亢百万和民间关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据说有一年，天下暴雨，夹带冰雹，亢家的田地里禾苗尽毁，然而别人家的禾苗却没有任何损伤。民间就纷纷传说，亢百万的狂言得罪了上苍，这是上苍对“亢百万”的惩戒。天报自然是无稽之谈，但“亢百万”声名在外，由此引起了官场巨贪的注意却不假，康熙年间的山西巡抚葛礼借讼案勒索“亢百万”的事即是一例。
狂妄的炫富往往会把一个人推向濒临死亡的境地。历经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既把天下人看作自己的臣民，岂能容你在眼前耀武扬威？岂能让你在身旁无限风光？
亢氏的张扬和狂妄事实上一开始就给他的未来埋下了祸根。不管是史乘杂记还是民间传说，充斥我眼帘和耳膜的都是在渲染亢氏如何富有，而对亢氏的其他方面，诸如商业经营、为人处世等，几乎没有任何涉及。连康熙和乾隆都三番五次地感叹亢氏的富可敌国，可见亢氏早把自己抛到了波涛汹涌的浪头上——他不但成了众人瞄准的靶子，也成了让朝廷馋涎欲滴的一块勾魂夺魄的肥肉。
没有钱一定是悲哀的事，但金钱过剩则可能倍过悲哀。在某些富人的想象中，财富就是坚固的堡垒。事实上财富如火，当火小时，他会为你带来光明和温暖，一旦它变成熊熊大火的时候，你就随时有被烈焰吞噬的可能。
0101
—08—
临汾城东的亢家庄据说就是二三百年前的亢氏故里亢家堡。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临汾日报》的几个朋友在一起闲聊到亢百万和亢家庄时，在座的刘晚女士忽然说，她就是亢家庄人，从小生在那里，长在那里。
我很激动，这不是一个现成的知情人吗？可再问下去，不免让我多少有些失望，刘晚她们这个家族是个外来户，对亢百万的事情知之甚少。再问起村里边有没有亢氏的遗迹，她说从来没有见过。村里的居民大都是外来的移民，没有亢氏这个姓。只听说，亢家庄原来是个很大的庄园，连现在临汾市公路局以东以南都曾是亢氏的府邸所在地。亢家庄现所在位置不过是亢氏家族的坟地而已。上世纪随着临汾市的扩张，亢家庄才被逐渐被挤压到了这个地方。
刘晚的话再一次撩拨起了我想去亢家庄寻访亢氏遗迹的欲望，尽管我知道几百年的沧桑变迁已经使得这种寻访可能变得毫无意义，但我多年潜藏在心底的这种愿望在此时却变得格外强烈。
刘晚是个性情女子，一听说我想去亢家庄，立即爽快地答应给我做向导。同桌而餐的来祥生先生和黄俊英女士在我的怂恿下，也跃跃欲试。
亢家庄位居南外环路的东南角，已经变成一个典型的城中村。村里高楼、平房高低不一，混杂无序，街道逼仄狭窄，两辆小车迎面而行，几无避让之处。但家家户户都门庭高大，一色的白瓷砖黑铁门，蔚为壮观。
刘晚首先带我们到她娘家喝茶歇息，然后就带我们去拜访了村里前任老支书李志强老人。说是老人，李支书其实还不到70岁。李支书说，他们家也不是本地人，是解放前从山东逃荒过来的。打他记事起，就没有见过亢氏家族的任何遗迹，倒是听一些老人说过亢氏的一些传闻轶事，譬如亢豁儿出生的故事，亢家用500尊金罗汉吓走对手的故事等等。
我问他：“这里原来是亢氏祖坟所在地，你见过相关的东西吗？比如说，在地里挖出来的一些随葬物品之类的东西。”
李支书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者说再靠前，村里还有三四处庙宇台基和两座破损牌楼。但没有听说和亢家有什么关系。‘’时，也曾在田地里刨出来一些墓穴，还有石马、石人之类，都随手丢弃了。前些年还有人在宅基下挖出过一块清代方砖，上面还有字，可是字迹模糊，看不清楚，现在早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
李支书说的这些都是我意料中的事儿。我换个角度问他：“听说你们村没有姓亢的？那亢家后人去了哪里呢？”
李支书摇摇头：“我们村多少年来一直就没有亢姓存在。亢姓后人在哪里，我也不太清楚。倒是听说，河西也有一个亢家庄。”
我知道河西这个亢家庄，但我也知道这个亢家庄和大名鼎鼎的“平阳亢氏”扯不上什么关系。
这次寻访又是无果而返。回市区的途中，黄俊英女士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她说，原来在临汾行署任副秘书长的亢思信老人这几年也在收集“平阳亢氏”的资料。起初我以为，亢思信老人就是正宗的“平阳亢氏”后裔，如此一来，我的很多疑问就都可以有个较为明晰的说法了。然而等见面后，我才从这个80岁老人嘴里了解到，他是河西亢家庄的。他告诉我，他的文化程度不高，对“平阳亢氏”的情况也不甚了了。前几年，他们联系全国各地的亢姓人成立了一个松散型家族联盟组织，但其中并没有“平阳亢氏”的后人。他又给了我一份《中华亢氏——亢氏家族的渊源》的资料，里边除过谈到亢百万我所知道的一些遗闻传说和野史笔记相关记载外，再就是当代在全国各地亢氏精英的电话地址。而这些人，和“平阳亢氏”都挂不上什么关系。
我不甘心这种结果，所以才有了之后不久的扬州之行。正如前所述，我的扬州行也是无功而返。曾经在扬州无限风光的亢氏在那里没有留下任何实物遗迹，亢氏后人也杳无音信。
后来，我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平阳亢氏”的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至于亢家的北京钱庄，则一直开设到1948年北京解放。当年解放军解放北京时，负责接管官僚资本金融机构的一位山西临汾籍的革命老人曾说：“当时进城不久，接管工作刚刚开始，一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电话，通讯员接起电话说是我的老乡，要和我说话，我还很纳闷。只听见电话中说，“我是山西临汾亢家堡的，我姓亢，我在北京大栅栏开钱庄，还有几个商铺。你的大名我早就知道，现在咱们都到北京了，老乡嘛，我请您吃饭，我们认识认识，希望您能够赏光。”一听说临汾亢家堡，我立刻想到他是“亢百万”的后代，大资本家，我只能回答，我是解放军，我们有纪律，任何人不得私下会见客人，婉言谢绝了亢氏的邀请。
这段文字后来被好多文章引用，以此佐证亢氏商业帝国一直延续到北京解放前夕。但我在林林总总的各种史料中都没有看到乾隆之后有关于平阳亢氏确切翔实的记载，更何况，临汾亢家堡亦即现在的亢家庄根本就没有亢姓人。北京市解放前的商业资料中，也找不到大栅栏及其附近有亢家人开办钱庄和当铺的资料。临汾、扬州两地的寻访使我确信，这段话是凭空虚造，以讹传讹，可能是该作者的记忆力出了偏差，也可能是该作者“爱亢”心切，以至于走火入魔，不惜以身造假了。
其实，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往往就是在这种善意的或恶意的思想情绪引导下，发生着不该有的扭曲、变形，本来清晰明了的东西便成了恍惚迷离的“史料记载”，甚至在更多的时候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那么，亢百万的后人到底去了哪里呢？现实中，史料中，既然都是踪迹杳无，那只有再返回去重新研究亢氏家族没落时的相关史料了。一一查询，一一筛选后，我发现，还是只有许指严在《象齿焚身录》中的记载相对详细。如前文所述，亢其宗掉入乾隆设下的陷阱，导致河工与盐务亏空巨大，最后被“籍没”全家。这里用的是“籍没”一词，也就是斩杀亢氏全家，没收其全部家产的意思。如果这个记载准确，那么平阳亢氏早在乾隆时期就已经被官府砍杀殆尽了，哪里还来得什么后人！
当然民间还有一种说法，也就是前文《亢百万富名惊动康熙》的那个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只不过是把主人翁康熙换成了乾隆。故事说，乾隆在平阳亢府住了十来日，见识了亢百万的富有后叹道：“如此财主非经天火烧毁，否则永不会贫穷！”然后就动身回京城了，结果前脚刚走，亢家就发生了一场天大的火灾，整个府邸被烧成了一片灰烬，甚至亢府的银子都被烧化成水流到了大街上。之后，幸存的亢氏家人就南迁到了安徽。乾隆闻之，又一声长叹：“亢氏可怜，山右不能留，灰（徽）里来灰（徽）里去吧。”
这个故事的虚幻色彩可能更浓烈一些，因为人们会问，如果亢氏的平阳府邸真是被大火烧掉，那他们在迢迢千里之外扬州的那个气势冲天的豪华集群建筑“百间房”此时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迁到扬州呢？即便是亢氏后人南迁到安徽，那网上和报纸上关于亢百万的文章铺天盖地，他的后人也没有置之不理的道理啊！
如此一来，就只能有一种情况可以解释，那就是亢氏失去了家谱，后人不知就里。但这个传说本身就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
祖先如此招摇风光，后人却渺无音迹。每每想到这点，我都禁不住会想到一千年前，姜夔先生在瘦西湖“二十四桥”边的唏嘘感喟：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姜夔《扬州慢·淮左名都》）
—09—
像亢氏这样张狂炫富而惨遭大祸者，历史上不乏其人。元末明初号称江南首富的沈万三也是这样稀里糊涂就成了朱皇帝的刀下之鬼。沈万三的富奢在当时也是名满天下，妇孺皆知。由于中国一直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帝制国家，商人又处于社会的末流地位，一旦他们的包里鼓鼓囊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结交官府，找个靠山，以尽量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走上权利笼罩下的“官商”之道。沈万三当然也不例外。当朱元璋率军打下江浙后，沈万三审时度势，立即屁颠颠地与其弟万四（沈贵）在两浙豪富中首先输粮万担，献白金五千两，以佐用度，“太祖军食，多取资焉”。沈万三满以为朱元璋会感激他的慷慨捐赠，从此高看他一眼，哪知，乞丐出身的朱元璋天生一种痛恨富人的扭曲心理，竟反其道而行之，要想方设法弄得他倾家荡产。
有一次，朱元璋在某月初一召见沈万三，赐给他一文钱要他生利，从初二开始，一文取两文，初三日取四文，初四日取八文，每天翻一倍，亦即按等比级数增长，以一月为期。沈万三不知这是朱元璋在戏弄他，还以为是朱元璋抬举他，就欢天喜地地“谢恩而归”了。谁知回家一细算，一月之后，就要付给朱元璋利息为“五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九百十二文”。沈万三再有钱，也经不住皇帝老儿这么费尽心机地敲诈啊！
朱元璋对沈万三要么巧取，要么豪夺。有一次居然毫无理由地下御旨要沈万三每年“献白金千铤，黄金百斤”，还命他造650间廊房，养数十“披甲马军”，并对他的田产每亩课以“九斗十三升”的重税。
沈万三当然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但是他骨子里那种张扬的个性却让他无法一直保持低调，甚至在堂堂的朱皇帝面前有时候也还要显摆一下。
明洪武六年（1373年）前后，明朝廷决定给京城（今南京）修筑城墙。沈万三从宫里打探到这一消息，就主动请缨，要承担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的任务。朱皇帝当然乐得沈万三自掏腰包给朝廷办事，御笔一挥，就给了他整个城墙工程的三分之一还多。
财大气粗的沈万三居然按时按质圆满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朱皇帝龙颜大喜，很给了他几句赞誉。沈万三得意忘形之际，听说到朱皇帝准备犒赏三军，竟不自量力地又要求代皇帝出钱赏军。朱元璋鼻子一哼：“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
岂料沈万三张口就答：“愿每军犒金一两！”
朱元璋心下一凛，隐忍未发，回宫后拍案而起：“匹夫敢犒劳天子的军队，绝对的乱民，该杀！”
马皇后急忙进谏：“臣妾听闻，法乃用以诛杀不法之徒，而非用以诛杀不祥之人。百姓富可敌国，乃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苍天必然会降灾祸予他，陛下何必诛之乎？”朱元璋闻言有理，这才饶过沈万三没杀，但还是把他流放到云南去了。
沈万三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最后郁郁死在发配云南的途中。并由此祸及全家，80余口人竟被满门抄斩。
沈万三再往上溯，西晋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人叫石崇，更是因富可敌国而名声赫赫。石崇之富还比不得亢氏和沈万三，这两人好歹还是辛苦经商挣下的巨额家产，而石崇则完全是靠当官巧取豪夺掳掠来的，但他的炫富却比亢氏和沈万三有过之而无不及。
石崇在当时的都城洛阳建造了一座堪与皇宫媲美的豪华庄园——金谷园，他仅雇佣各种杂役奴仆就达800多人，蓄养妻妾100多个，且每人身上都是披金戴银、环佩叮当。《世说新语》等书载，石崇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其中准备有给客人洗手、抹脸的各种香水、香膏。还经常有十多个身着锦绣服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仆恭立侍候。客人上过了厕所，这些婢女就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客人们受此大礼，弄得心猿意马，大多不好意思如厕了。
王恺是晋武帝司马炎的舅父，也是富甲一方的超级富豪。石崇不服气，两人就各显神通，公开斗富：王恺用麦芽糖涮锅，石崇就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在40里的路段上用绸缎作夹道丝织屏风，石崇就把50里道路围成彩缎长廊；王恺用花椒面泥房子，石崇就用赤石脂作涂料……
石崇的豪富终于引起了同僚的觊觎。那些人假传圣旨将石崇逮捕，直到被装在囚车上拉到东市临刑时，石崇才幡然醒悟：“这些奴才是想图我的家产啊!”
押他的人冷笑道：“知道是家财害了你，为何不早点把它散发掉!”
石崇无法回答。他最后为他的豪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男女老少共15人也都被残杀。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当一个人为了追求人前显赫而无知地去炫耀的时候，常常会招来意想不到的祸患。尤其在一个法无保证的社会里，上下左右都可能是觊觎的目光，都可能是强盗的心理。1800年前的石崇，800年前的沈万三，250年前的亢其宗，都没想到自己在富贵的金窝里翻了一个身的时候，那些尚散发着熠熠光芒，用金银珠宝堆砌而成的大厦会在顷刻之间坍塌，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砸成一堆肉泥。
——这几乎就是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怪圈。不管是亢其宗也罢，沈万三也罢，他们的遭遇成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大商们逃不过的梦魇：
陋室空堂，
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在蓬窗上。
……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曹雪芹《红楼梦》）
2015年4月30日初稿
2015年5月10日终稿
——选自《家国往事》（李琳之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李琳之—01—我关注一个大商很久了，说来原因很简单，就是他太过富裕，太过传奇，太过神秘，他的身上也太具备中国商人的特性了。说他太过富裕，是因为连和他同时代至尊无上的乾隆皇帝都惊呼：“朕向以为天下之富，无过鹾商；今闻亢氏，则犹小巫之见大巫也！”说他太过传奇，是因为明清以来的数十种话本小说、野史笔记和民间关于他林林总总的各种传说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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