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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的抗“疫”之道-采编：苏造办智慧商显15510033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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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火熊熊，新冠肺炎已然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可歌可泣的“逆行”壮举，有壮士断腕的毅然封城，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有贻误战机的愤慨，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时刻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绪。在关心时事的同时，我们亦可以回顾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经典中人们面对“大疫”时的理解与举措。时移世迁、古今不同，但倘以史为鉴，也能见到古今不易的道理常情。
今天“瘟疫”并称，在先秦两汉时期，则多称“疫”而少言“瘟”。什么是“疫”？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有一个精准的解释：“疫，民皆疾也。”在短时间内，老百姓都患上同一种疾病，这是中国古人对流行急性传染病的认识。《素问·刺法论》中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本病论》中又说：“民病温疫早发，咽嗌乃干，四肢满，肢节皆痛。”前者强调“疫”有很强的传染性，后者则描述了“疫”的病症——咽干咳嗽，四体胀痛。到了清代，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中医对瘟疫的传播途径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清代太医吴谦在《医宗金鉴》中指出：“天行厉气瘟疫病，为病挨门合境同。皆由邪自口鼻入，故此传染迅如风。”瘟疫多由口鼻传染，速度极快，这种挨家挨户、人人染病的惨状，想来令人心酸不已！
古代公共卫生条件相当寒酸，医学水平也较为落后，因此历史上时有瘟疫发生。随便翻检二十四史，总能看见“大疫”“天下疫”的记载。其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则记录甚可玩味：“四年，秦质子归自赵，赵太子出归国。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这里的“秦质子”便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在他从赵国逃回秦国的当年，便发生了蝗灾与大疫，这仿佛是个凶险的征兆，昭示着未来数十年的铁血纷争。当一个人的生命在席卷而来的灾难中飘摇不定时，便往往会诉诸神秘与迷信。在古人看来，“疫”来自鬼神的诅咒。东汉王充的《论衡》是一部批判灾异迷信的著作，里面记载了不少时人对“疫”的看法。《订鬼》篇中说，“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魍魉鬼。”在东汉蔡邕的《独断》中，也有类似记载。我们看到，“疫鬼”的历史颇为悠久，竟能追溯到上古帝王颛顼氏，足见古人对它的恐惧之心了。说起来，“疫”之所以得名，也与鬼神密不可分。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瘟疫一来，死者无数，仿佛鬼神召集民众，前往阴间服役一般。在这个毛骨悚然的解释背后，我们看到了古人在疫情面前的恐慌、无助与茫然。
尽管有迷信的一面，但中国文化的整体底色始终是理性本位的。在古人对“疫”的探因与处置中，体现出浓厚的人文特点。在他们眼中，“疫”虽与鬼神降祸密不可分，但更有着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是“失时”。《礼记·月令》是一篇讲解天人时序的文章，当人的行为符合自然的节律，自然是风调雨顺、生机盎然，而一旦人与自然之间发生违戾，则会导致各种疾疫：
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
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
仲夏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于疫。
春天万物苏生，夏天草木繁盛，秋天肃杀收藏，冬天冷清寂静。四时更替运行，呈现出清晰的自然节律。人的生活要与自然相符，因此会有四时、十二月之“令”，也就是与自然节奏相符的政令规范。而一旦违背时令、月令，就会出现“雨水不时”“果实早成”“草木早落”，直至“民大疫”“民多疾疫”“民殃于疫”的悲惨后果。我们看到，古人对“疫”的成因的理解，是基于“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的。尽管在具体解释中尚有简单粗糙之处，但这种立足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来理解疾疫之所生的文化思路，对我们仍有着根本性的启示——新冠肺炎的产生，不正给那些轻蔑自然、轻视生命的人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吗？
疫情突如其来，难以抗拒，面对这种难以预防的灾祸，古人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呢？一方面，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祈祷，以获得鬼神的同情与庇佑。另一方面，他们充分认识到，仁政才是“抗疫”的根本。在《论衡》中，王充记载了时人心目中的“疫鬼”，同时旗帜鲜明地指出，避免疫情的根本在于建立德政——“夫逐疫之法，亦礼之失也。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在他看来，各种驱逐疫鬼的祭祀祷告，都是“礼之失”，没有把握问题的关键。行尧舜之德政，爱民如子，天下太平，哪怕不行逐疫之祭，疫鬼也自会潜藏不出；行桀纣之暴政，残害百姓，海内扰乱，哪怕每天都举行逐疫之祭，疫鬼也依旧肆虐横行。
中国古人抵抗大疫的根本方法，在于现实的政治建设，在于以民为本的德政方向，这无疑说到了根本之处。在汉代，如果发生了大规模的疫情，国家会颁发医药、减免赋税，贤明之君还会与大臣一同反思国家的政治得失。《汉书》记载了汉文帝的一则诏令：“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文帝反观数年以来，国家农业收成大减，又遇到水灾旱灾，疾疫横行，这一切都让他忧心忡忡。是天道不顺，地利不和，还是自己的政令出了过失？是祭祀废弛，还是百官大臣的俸禄过高？亦或是国家好大喜功，做了太多的“无用之事”？文帝把这些尖锐的问题，一股脑地抛给上下臣工，让他们“无有所隐”，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在灾害与危机面前广开言路，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中的宝贵传统。无独有偶，西汉大儒刘向在《说苑·善说》中也记载了春秋时期晋平公与贤臣叔向之间的一番对话：
晋平公问叔向曰：“岁饥民疫，翟人攻我，我将若何？”对曰：“岁饥来年而反矣，疾疫将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于此者乎？”对曰：“夫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顾宠于小官而君不知。此诚患之大者也。”公曰：“善。”于是令国中曰：“欲有谏者为之隐，左右言及国吏罪。”
晋平公问叔向，我们遇到了饥荒、瘟疫，又有夷狄来攻，怎么办？谁知叔向毫不在意，坦然说道：“饥荒不可怕，明年就会过去；瘟疫也不可怕，早晚都会止息，至于夷狄，更压根不是事儿！”平公纳闷了，还有什么比这三项更严重的情况吗？“当然有！”大臣、近臣、左右因为各种原因，不敢进谏，不说真话，国家没有自己的“吹哨人”，这才是最可怕的！平公恍然大悟，连忙下令，谁要是壅塞言路，难为那些提意见的百姓，我定罚不赦！
我们看到，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抗疫”之道，也是历代经典中的“仁政”之道：敬畏自然、天人和谐；减免赋税、散发医药；广开言路、积极反思。无论哪个角度，都与今天国家的抗疫政策内在相通——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既为当代中国所充分继承，也不断地为当下的社会生活提供启示。■
（孟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责编 王宇航）
疫火熊熊，新冠肺炎已然成为中国人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可歌可泣的“逆行”壮举，有壮士断腕的毅然封城，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有贻误战机的愤慨，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时刻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绪。在关心时事的同时，我们亦可以回顾历史，看一看中国古代经典中人们面对“大疫”时的理解与举措。时移世迁、古今不同，但倘以史为鉴，也能见到古今不易的道理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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